浅谈科学精神

早在“科学”这个概念传入我国以前，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西方科学就已经传入了中国。然而，这些新的知识并没有使中国富强。晚清甲午战争失败，洋务运动破产，使中国人认识到，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知识，而且要学习西方生产知识的手段。二十世纪初，严复认为，科学乃是一种新的、生产知识的方法。这种方法的基本特点，就是依据大量的事实，从中找出普遍适用的原理。依这样的方法衡量，使严复得出结论说，中国古代“无学”，即没有科学。此后，随着中国历史发生的巨变，科学这个概念也日益扩大着自己的影响。然而就中国的整体而言，求知的状况仍然是难如人意。并且随着新思潮的传入，洋迷信也进来了。“灵学会”之类的组织，也用照像等科学手段去证明鬼神的存在，并且也自称为科学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，以科学社社长任鸿隽、著名学者梁启超等人为代表，进一步阐发了科学的含义，提出了科学精神、科学方法等概念。他们认为，科学精神、科学方法等，才是“科学本身”；而科学知识，不过是科学本身的产物。

把科学精神提升为科学本身的重要因素，说明中国学者又进一步认识到，要依靠自己生产出真实而确切的知识，不仅要用新的生产方法，而且要有一种新的精神指导生产的过程。没有这种精神，有了好的方法也未必能生产出合格的知识。

依任鸿隽、梁启超等人的见解，所谓科学精神，其核心是“求真”，即求得真实而确切的知识。对科学精神的这种看法，影响直到今天。求真，仍然被认为是科学精神的核心问题。

今天，随着社会前进步伐的日益加速，对知识的需求也日益强烈。伴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，“知识创新”的口号提出来了。于是，创新，也成为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一个求真，一个创新，可说是科学精神的两大支柱。虽然，科学自身就包含着创新的意思，因为科学研究本身就是要探求新的知识，它不像物质产品可以批量生产。然而特别提出创新的口号，对于我们这个科学较落后的国家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然而，相当一个时期里，求真、创新却成了伪科学、新有神论冒充科学、推销假冒伪劣知识产品的旗帜。他们吹嘘自己的东西是“最新的科学”、“将来的科学”、“超常的科学”。同时恶意地、甚至满怀仇恨地诋毁近代以来的科学是过时的、不中用的科学。而相信他们的，竟然还有一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。